自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发动“狮子行动”以来，波斯军政高层仿佛被推入了一场没有尽头的定点清除风暴：
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
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萨拉米；
革命卫队“圣城旅”司令埃斯梅尔·卡尼；
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中央司令部司令吴拉姆·阿里·拉希德；
武装部队中央司令部司令阿里·沙德马尼；
革命卫队导弹部队司令阿米尔·阿里·哈吉扎德；
革命卫队防空部队司令大卫·谢赫扬；
革命卫队无人机部队司令塔赫尔·普尔；
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情报部副主任格拉姆雷扎·梅赫拉比；
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迈赫迪·拉巴尼；
革命卫队情报主管穆罕默德·卡泽米；
革命卫队情报副主管哈桑·穆哈奇克。
与这些高级将领一同遇袭身亡的，还有十余名高级军官，其中包括5名师旅级指挥官和7名团级军官。此外，参与伊朗核计划的15名核心科学家也在袭击中丧生。
2026年2月28日上午，美以将斩首战术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极限：
波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官方已确认死讯，并宣布全国哀悼40天。
同场会议中，多名核心决策层高官同时遇难：
国防部长纳西尔扎德（2024年上任，两伊战争老兵，国防体系关键人物）；
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对美以抵抗行动的核心军事指挥官）；
国防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重要决策者）；
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萨维（军事指挥中枢核心）；
伊朗核武器研究机构（SPND）主席侯赛因·贾巴尔-阿梅利安；
SPND前主席礼萨·穆扎法里-尼亚；
最高领袖军事办公室主任穆罕默德·希拉齐；
军事紧急总部情报主管萨利赫·阿萨迪。
（阿亚图拉·阿拉菲）
面对高层真空，波斯被迫启动宪法第111条，成立由改革派总统佩泽希齐扬、强硬派司法总监莫赫塞尼‑埃杰伊及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阿亚图拉·阿拉菲组成的三人临时领导委员会，暂行最高领袖职权。
但美以并未止步。3月2日最新消息显示，刚刚接任临时最高领袖仅数小时的阿拉菲，再度死于美军空袭。
问题随之而来：若美以在重创波斯高层之后，继续推进“系统性斩首”战略，世界将走向何方？
答案在于，斩首战术不仅冲击波斯一国，更将对中东格局乃至全球秩序造成剧烈震荡。
若将时间轴拉长，便不难发现，这并非一时失控，而是一场逐级加码的演变。
第一步：战术级斩首——苏莱曼尼之死
2020年1月3日，美军在巴格达机场以无人机击杀“圣城旅”司令苏莱曼尼。当时美方称其为“阻止迫在眉睫的袭击”的“单次、精准反恐行动”。
此举打破惯例：一个大国开始公开以军事手段定点清除他国现役最高将领。
第二步：战役级斩首——2025年“狮子行动”
2025年6月，以色列对波斯发动大规模空袭，将斩首从“象征性打击”升级为“系统性去头化”。
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拉米、导弹与无人机战略核心人物哈吉扎德、“圣城旅”司令卡尼等一线最高指挥官被集中清除。
以媒与西方媒体随后披露，至少十余名高级核科学家亦在此轮行动中丧生，目标直指“摧毁伊朗的知识中枢”。
第三步：战略级斩首——2026年直指最高领袖
当美以将火力对准最高领袖本人及其核心决策圈时，斩首战术的性质已发生根本转变——它不再仅是“阻止某次袭击”，而是试图以精准打击重写一个主权国家的最高权力结构。
波斯宪法为最高领袖设计的权力交接机制被硬生生引爆，被迫启动的三人临时领导委员会，自1989年霍梅尼自然去世后从未在战争与空袭的阴影下启用。
从国际法与国际政治的角度审视，这意味着：
“斩首”已从一种反恐战术，演变为国家间战争中的战略工具，甚至成为显性的政权更迭手段。
1. 军事指挥与情报中枢遭受重创
自2025年以来，以色列的系列行动已导致波斯武装力量“多线断头”：总参谋部、革命卫队总部、导弹与空天部队指挥层被反复打击；2026年美以联合行动更是将最高领袖安全办公室与国防决策高层一并纳入清除名单。军队指挥链的多处关键节点被摧毁。
2. 战争机器滑向“自动驾驶”风险
当高层每日身处生死威胁之下，权力不可避免地提前下放：地区指挥官获得更大临机处置权限；导弹与无人机发射的授权程序被迫简化；预设报复方案在高度紧张中更易被触发。这极大增加了误判与过度升级的概率。
2020年苏莱曼尼遇刺后，波斯曾以导弹袭击美军伊拉克基地作为回应，虽刻意控制伤亡，仍将双方推至战争边缘。如今，潜在的报复行动已不再局限于伊拉克，而是可能在整个地区多点爆发——包括对以色列本土及美军海湾设施的打击。
（最高领袖与总统。）
美以斩首行动主要针对强硬派，温和派如总统佩泽希齐扬、外长阿拉格齐等得以幸存。
这是否意味着温和派将获得更大主导权？
1. 温和派的“有限权力”困境
佩泽希齐扬2024年当选总统时，被普遍视为改革派与温和派代表，主张通过外交缓和与西方对话以缓解经济压力。但必须认清波斯体制的结构性约束：总统权力自始便被设定为“有限”，军队、情报、广电、司法等核心领域，实质上由最高领袖与革命卫队直接掌控。佩泽希齐扬上任后，曾在如何回应以色列越境打击问题上与军方产生分歧——他倾向于“有限报复+经济维稳”，而军方主张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这种分歧表明，即便温和派获得更大话语空间，亦不意味着能够接管整个国家。
2. 真正的赢家：谁掌握枪、钱、组织
大规模斩首后，填补真空需要三个核心要素：武装力量、经济资源、组织网络。在波斯，这三者依然掌握在：虽遭重创但仍具韧性的革命卫队体系；与安全机构深度绑定的宗教经济财团；以及控制基层秩序的半军事化力量。温和派总统即便被推至前台，更可能扮演一种“政治招牌”：对外展示“改革意愿”，对内则充当可被随时调整的缓冲垫，而实质性的强力决策，仍将在暗处由幸存的安全体系主导。
3. 斩首战略的有效性取决于是否能产生“无人敢接”的威慑
2024年9月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斩首战术一度被视作成功案例——其效果在于，使继任者恐惧到“无人敢接”的程度，从而迫使体系让步。
波斯作为主权国家，其体制韧性与继任逻辑远复杂于非国家行为体。
但是如果美以下定决心，也能一力降十会，单凭空袭+斩首就能产生美以需要的结果。
2020年斩首苏莱曼尼时，欧洲内部已现激烈争论：这究竟是合法自卫，还是对《联合国宪章》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突破？
2026年直接斩首伊朗最高领袖，性质更进一步：这是一个核门槛国家的最高权威，在非全面战争状态下被外国武力消灭。
其危险不仅在于事件本身，更在于先例的开启：
如果此次行动被事实接受，未来某国是否同样可以“消除威胁”为由袭杀他国领导人？“他们是和平威胁”“他们在研发危险武器”等理由，是否会成为普遍适用的打击借口？
从长远看，国际体系一旦习惯用“斩首战术”解决政治分歧，便将对外交这类缓慢而笨拙的手段产生结构性蔑视。
世界秩序的核心基石之一——国家元首的安全保障——将被动摇。
基于已发生的事实，若美以选择继续系统性斩首伊朗高层，大致可勾勒三种主要情景（现实中可能混合呈现）：
情景A：伤痕累累但幸存——“伊朗共和国2.0”
政体未崩溃，依靠庞大的中层官僚与安全网络维持基本秩序。新的最高领袖或集体领导在合法性上更为脆弱，但对美以立场可能更趋强硬——因为“软弱”会被视为前任死亡的原因。波斯减少传统地面干预，转而加倍依赖导弹、无人机、网络战与海外代理人，对抗更趋技术化与非对称化。美以赢得若干“战术胜利”，却将伊朗塑造为一个更偏执、更难妥协的对手。
情景B：波斯的“内爆”与碎片化
持续斩首最终击穿中央整合能力，地方势力、族群派系、宗教集团各据一方。核设施、导弹基地与高危物资的控制权出现真空或争夺——这是任何战略家最担忧的噩梦。周边国家卷入，形成叙利亚式多方干预的长期内战，但规模更大、风险更高。
情景c：废墟上的“有限和解”
这是最理想、也最脆弱的剧本：斩首在某一节点停止，美以转而将“政权安全”纳入谈判议程。幸存的温和派在国内争取到“我们既未投降也守住了国家”的话语空间，得以推动有限的政治与外交调整。欧洲、海湾国家等外部力量提供经济激励与安全背书，促成一种“弃核但保政权”的折中安排。
从概率看，B > C> A，但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C又是最值得争取的方向。而这取决于美以的决心与波斯强硬派的韧性，更取决于双方能否在悬崖边缘找到妥协的缝隙。
斩首，是一种外科手术式的军事技术。它可以避免大规模地面战争，减少平民伤亡，却无法替代重建一个社会与地区秩序的蓝图。
在政治世界里，没有哪一枚“智能炸弹”，能够替代漫长、疲惫、甚至常常令人失望的谈判与妥协。
对波斯如此，对美以如此，对整个中东和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我们，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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